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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
[ 发布时间 : 2012-05-10 阅读 : 1232 ]

日本生态史学者梅棹忠夫到东南亚旅行,发觉那里的风俗习惯与日本完全不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解“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意义,简言之就是了解身处亚洲的我们对于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才能解决“我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抛开历史发展、民族文化谈经济,往往容易陷入缺乏根基的泥潭。本期特别报道,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如何解读——

 
“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
 
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的发展,“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但人们也注意到,“亚洲”其实是一个充满歧义、含义暧昧的词汇。这首先是因为,“亚洲”本身就是西欧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为了确立自我认同而使用的他者概念,而更主要的是来源于它构成的多重性——它是有色人种聚居的区域,种族的差异构成了差异悬殊的文化与宗教;从经济上看,亚洲仍属后发达地区;从国际政治角度看,亚洲是受到西欧殖民或者半殖民统治的区域之一,反殖民一直是它的课题;亚洲包含了儒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伊斯兰教文明圈,它们相互之间的融合并不明显,所以同为亚洲人,东亚人对于西亚、南亚的了解程度远远低于对欧美的了解程度。
亚洲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平均属于全体亚洲人,有些亚洲社会并不关心这个概念,而有些亚洲社会则非常需要它;同时,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有些地区和社会曾经推动了这个概念的使用,而时过境迁,那些社会又放弃或者冷落了这个概念,在另一些社会里则开始使用它。因此,静态地讨论“亚洲”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亚洲论述最早发生在日本,这就是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在对抗欧洲对有色人种的征服这一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它没有发展出联合亚洲各个民族一致对抗欧美霸权的形态,而是发展为日本“代表亚洲”对抗欧美的形态。
在中国,最有感召力的亚洲论述是孙中山的著名演讲《大亚细亚主义》,在他之前,李大钊也谈到过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亚洲论述,都是直接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他们都忧虑日本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口号掩盖其充当东亚霸主的阴谋。在李大钊看来,对抗大亚细亚主义需要提倡“新亚细亚主义”,这是以民族解放民族自决为基础的联合,更多地照顾到了弱小民族的平等诉求;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则更多地强调了以中国传统的“王道”对抗西方式的“霸道”,但是他并没有强调李大钊所强调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问题。不过无论是李大钊还是孙中山,他们的亚洲论述都是回应日本具有侵略和霸权性格的大亚细亚主义时提出的,并不是他们自觉推动的思想运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亚洲论述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生长的视角,是因为缺少使它生长的土壤:中国既没有日本那种以武力统合东亚乃至亚洲的能量,也没有以传统的华夷秩序建立对抗西方地域共同体的可能;同时,内战与外敌的威胁都使中国无法设想建立一个有效的地域联合体。所以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局部扩大到整体之后,亚洲论述几乎不再具有意义。
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亚洲论述成为印度的重要议题,这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后的时期,当印度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完成民族国家独立后,它进行亚洲论述的必要性就减少了。与此同时,无论是殖民还是反殖民,无论是失去了独立还是获得了独立,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现实是,亚洲已经不是外在于欧美的“他者”,不是具有高度排他性和自足性的“自我”了。那么,“亚洲”的自我到底是什么? 
亚洲论述的主要发源地一直没有离开过东亚。这也就引发了另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亚洲与东亚,在地理上是完全不同规模的地域概念,但是在思想论述中,除了实体性的讨论(例如建立东亚共同体)之外,它们却常常是可以互换的。这或许正是由于亚洲各个区域在使用“亚洲”概念的时候并不均衡的缘故吧。同时,还有人尝试着把“亚洲”符号化,就是说,使它与地理位置相脱节,而赋予它某些价值。
近二十年来,韩国的东亚论述和亚洲论述呈现出兴旺势头。与日本舆论界在使用东亚这一词汇时不免暗含许多纠结不同,韩国的东亚论述包含了非常现实的紧迫感。他们的东亚论述里有许多尖锐的课题——通过东亚论述,他们希望冲击中国中心的地区性霸权;通过东亚论述,他们还试图拒绝美国意义上“选择”亚洲;通过东亚论述,他们也尝试着在东亚格局中重新认识朝鲜半岛的定位问题和韩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等等。
可以说,随着历史的变化,亚洲论述的内涵和论者都在变化,但几乎很少出现成功地把亚洲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亚洲虽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存在,但几乎不容易作为独立的范畴发挥作用,东亚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现在人们谈到东亚时,总倾向于把它想象成以中日韩为基本单位的独立地域。最明显地体现西欧和美国在亚洲的“内在化”这一点的,就是东亚。不仅东亚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欧美化的过程,而且它也是冷战内在化程度最深的地区。朝鲜战争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韩国代表性知识分子白乐晴就提出了关于“超克分断体制”的理论构想,指出:分断体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次级群体,它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一环。一直致力于讨论“东亚”论述在韩国的思想和现实功能的白永瑞也没有把东亚视为一个静止的、自足的“儒教文化圈”。他揭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如果我们不是故意忽视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和不断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以及美国对朝鲜的“打拉战术”的话,确实很难论证东亚可以由“中日韩”自足性的构成;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也不意味着东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受到美国的无条件支配。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反向利用”。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如下的这些问题: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有效地排除美国的干涉,而不是简单地激化它的霸权性干预?东亚的主体性,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日本的情况比韩国更为严重。美军在日本的基地是它控制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支撑点,我们都知道冲绳的基地问题对于冲绳民众构成的困扰。日本还有另一重问题,就是它的军备形态。去年的3·11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后的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升级,并不仅仅意味着东亚和平受到威胁。白乐晴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启示:美国内在于东亚的军事对抗结构,与分断体制一样,也是通过这种对抗性的不断再生产而“获利”的。而这种冷战的长期化,才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东亚社会尽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亲缘性,但由于整个近代过程中的分化,特别是由于外来强权势力的内在化,东亚论述已经不可能依靠直观的方式建立了。
中国人谈到东亚的时候就会想到儒学。在历史上,儒学看上去曾经起到了某种“统合”作用,但这种统合是似是而非的。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日本,他们的儒学并不是中国的儒学。如果要谈儒学在东亚的一体化功能,必须要从这种差异谈起才是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并不仅仅是东亚国家,它与西、北、南亚都接壤,所以谈亚洲的时候并不能局限在东亚。问题在于,除了东亚之外,在其它亚洲区域,亚洲论述的功能并不强大,这也是为什么东亚论述有时会取代亚洲论述的原因。
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传统与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它的核心在于如何履行大国责任。大国如果要想做到“不称霸”,不仅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拥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中印在经济上的崛起,当然会带来相应的文化价值复兴,只不过这种价值可能更偏重某些特性:一是它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就是适合消费社会消费需求的;另一个是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它也许在许多情况下是按照西方的要求打造的。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与印度的商业电影,就可以了解这些特性。应该说,严格意义上的亚洲文明和价值复兴并没有出现,而这种复兴需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是避开简单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不要以对抗西方为前提;另一个是克服被西方文化牵着鼻子走的习惯,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把“西方”相对化,不要把它视为标准和参照系。
亚洲论述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正因为“亚洲“这个概念很难依靠精确的定义进行使用,才强迫我们正视历史中的各种悖论。中国一向缺少亚洲论述,这与我们的历史有关,与东亚的冷战格局有关。但现在,历史正在发生变化,新的亚洲论述也将为我们带来新的视野。
 
《动态》编辑部根据21世纪相关采访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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